罗马:把战争做成生意
战争·财富与国家系列专栏 · 第二章
一、战争还没有成为生意
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攻进了罗马城。罗马人退守卡庇托林山,关于神庙里的鹅如何在夜间惊醒哨兵、关于高卢首领布雷努斯如何在称量赎金时把剑压上天平,这些故事后来都经过罗马史家的加工,其中不乏传说成分;但从罗马人自己留下的历史记忆看,那场灾难所留下的教训却相当朴素:共和国早期的战争首先是一场生存问题,而不是一项收益事业。罗马要做的不是从战争中赚取什么,而是活下来,并且在下一年还能重新征兵、重新出发。早期罗马的军事制度与财产关系非常紧密。波里比阿在叙述共和国军制时,将公民按照财产划分等级,不同等级承担不同程度的武装义务;较富裕的人承担重装步兵所需的装备,财产较少的人则承担较轻的军事职责。这样的制度并非单纯因为国家财政贫弱,而是因为公民本身就是军队的一部分:一个罗马农民服役,带着自己的装备离开土地,战争结束以后再回到土地上去。国家需要承担的现金支出有限,却能够通过人口、财产和盟邦义务迅速组织出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战争的成本因此并没有消失,只是没有首先出现在国家的现金账面上,而是分散在公民家庭的土地、牲畜、时间和劳动力中。①罗马也并非完全没有财政工具。战争时期可以征收tributum(早期含义指战时对非战士市民征收的实物税,所以常被称作“战争税”。词源来自“部落”Tribus,部落是罗马早期的社会组织单位,也是分摊兵役和税负的分配单位),这是一种针对公民财产的非常性征收,服务于战争支出,并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常年税收。罗马同样依靠意大利盟邦提供兵员和资源。成功的战争有时能够使这种负担得到退还,但不能把tributum概括成一种“国家先借钱、战后必然偿还”的制度;随着海外征服带来的财政资源增加,这项公民战争税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又长期停止征收。② 早期罗马真正的特点,是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脱离战争、独立运作的庞大货币财政体系。国家在战争发生时集中动员资源,战争结束以后,财政压力也随之下降;公民兵役、盟邦供给和临时性征收,共同承担着国家的战争成本。这种制度在意大利半岛上运行得很好。罗马面对的对手距离并不远,军队依靠本土人口和盟邦体系能够反复动员,士兵服役以后仍然能够回到田地。战争与农业生产之间虽然存在冲突,却还没有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真正迫使罗马改变财政方式的,并不是某一场战役,而是它第一次必须把军队长期送到海的另一边去。
二、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进入现金世界
公元前264年,罗马介入墨西拿的冲突,第一次布匿战争由此开始。墨西拿原先由马墨尔提尼控制,他们是一群原本受雇于叙拉古的意大利雇佣兵,后来占据城市自立。叙拉古的希罗二世试图收回这一地区,迦太基也在同时扩大自己在西西里的影响。马墨尔提尼向多个强国求援,罗马最终决定介入。波里比阿承认,元老院对是否帮助一群占领他人城市的雇佣兵并非没有顾虑,但最后还是做出了渡海的决定。③这一决定的重要性在于,罗马第一次把战争从意大利半岛带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成本结构。陆军可以靠公民自备装备,却无法自己把粮食从意大利运到西西里;军队可以走陆路,却不能跨越海峡;一支临时征召的陆军能够维持几个月的战事,一支在海外连续作战的军队,却需要港口、运输、舰船、维修、粮食和持续的现金支出。罗马此前并非没有舰船,但它显然还没有一个足以与迦太基长期较量的海军体系。波里比阿记载,罗马人仿造一艘搁浅的迦太基战船建造舰只,又设计“乌鸦”吊桥,使本来并不擅长海战的罗马步兵能够在敌舰靠近后登舰作战。公元前260年的米拉扎海战,成为罗马第一次大规模海战胜利。④ 这场胜利后来常被当成一个军事技术故事,但从财政角度看,它其实意味着另一件事:罗马开始学会为一种自己过去并不需要的军事能力持续付费。造船需要木材、金属、绳索和熟练工匠,舰队需要港口与补给,海外军队则意味着运输成本不断累积。战争的规模一旦超过一个季节,原有的公民兵制度就越来越难以覆盖全部支出。迦太基所拥有的优势恰恰不同。它的财富来自西地中海的贸易、农业和海外网络,商业组织能力比罗马成熟得多;它也长期使用来自不同地区的雇佣军。可是商业财富与持续战争能力并不是同一件事。雇佣军需要军饷,海外军队需要运输,舰队需要维护;一个拥有财富的国家,如果不能持续把财富转化为军队、粮食和补给,钱本身也不能替它完成战争。后来的汉尼拔在意大利战场上的困境,会把这个问题表现得尤其明显。战争持续二十多年。公元前241年,罗马在埃加特斯群岛海战中获胜,迦太基被迫接受和约,并承担赔款。波里比阿记载,赔款约三千二百塔兰特,分十年支付。⑤ 对罗马而言,这是一笔巨额白银,但它更重要的价值并不是“赚了一笔钱”。赔款是一次性的,而战争本身留下的却是一套新的财政要求:既然罗马已经能够在海上作战,而且已经开始拥有海外领土,那么今后就不能每次等到战争爆发才临时筹措一切。这一时期的罗马还没有后来帝国时代那种成熟的财政行政体系,但它已经被迫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战争需要现金,现金需要财政,财政又开始依赖战争以外的稳定收入。第一次布匿战争真正改变的,不是罗马突然变富,而是罗马第一次发现,战争有了“持续成本”这一概念。一个国家可以赢下一场战役,却未必负担得起下一年;可以拿到赔款,却不能靠一次赔款永久供养舰队。从这一刻起,罗马战争财政的真正问题已经不是“这场战争能不能打赢”,而是“赢了以后,有没有能力继续承担胜利带来的成本”。
三、第二次布匿战争:真正的考验是失败以后还能不能继续打
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此后数年间,他连续击败罗马军队。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是共和国时期最严重的军事灾难之一,大量罗马与意大利盟邦士兵阵亡或被俘。⑥ 后来的罗马史家不断书写坎尼,是因为那场战役不仅毁掉了一支军队,也让共和国第一次真正面对了一个问题:如果最好的军团已经死去,国家还有没有能力重新组织下一支军队?答案最终是有。这一点比坎尼本身更加值得注意。罗马的军事力量并没有随着一支军队被歼灭而整体消失。意大利仍然存在庞大的农业生产和人口基础,仍有大量盟邦没有脱离罗马体系,元老院也仍能征税、征兵、借贷并重新动员。罗马拒绝为部分战俘支付赎金的故事,后来成为罗马坚忍形象的一部分。李维记载,战俘提出赎回建议时,元老院拒绝承担这笔支出。⑦ 无论这一事件在细节上如何经过史家加工,它所反映出的财政逻辑是清楚的:战争已经进入必须在不同支出之间作出残酷选择的阶段,有限的资源需要优先用于重建军队,而不是立即解决所有人的损失。汉尼拔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在战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却始终没有获得一个与罗马相匹配的长期财政后方。意大利一些城邦倒向迦太基以后,能够提供粮食、兵员和其他资源;汉尼拔也不断利用战争中的掠夺来维持军队。但是这些来源始终不具有罗马那种稳定性。迦太基本土距离战场遥远,援军和补给需要跨海运输;迦太基内部对于战争目标和资源投入也存在分歧。汉尼拔可以击败罗马军队,却始终无法把意大利战场变成一套足以独立供养自己的战争财政。这里的差异,并不是“罗马比迦太基有钱”。更准确地说,是两个国家把财富组织成军事能力的方式不同。迦太基的商业体系能够创造财富,但它必须不断把财富转化为军饷、补给和援军;罗马则把本国人口、意大利土地、盟邦义务和财政征收结合在一起,使战争能力具有更强的再生性。坎尼打掉的是一支罗马军队,却没有打掉罗马的财政—人口—同盟结构;这正是罗马后来能够恢复过来的根本原因。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后期,战争又出现了另外一种转化。罗马不再只获得赔款和战利品,而开始获得可以持续产生收入的资源。西班牙的矿产尤其重要。波里比阿记载,新迦太基附近的银矿拥有数量庞大的劳作者和可观的日产银量;这些数字后来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带有夸张成分,但无论如何,伊比利亚丰富的银矿资源和罗马随后在当地建立的长期采矿与军事体系,是有充分证据的。⑧然而矿山本身并不是免费的国库。矿山需要劳动力,需要运输和管理,需要道路和港口,也需要军队保护。罗马从西班牙得到的不只是银,也得到了一项持续支出:为了控制矿山和税收,它必须长期留驻军队并建立行政体系。战争收益从这一刻开始与治理成本捆在了一起。这也是罗马财政制度最关键的一次转变。一次战利品只发生一次;一座矿山、大片土地或一个行省,却要求国家把战争胜利转化为长期治理。真正成熟起来的,并不是“抢到更多东西”的能力,而是把征服所得纳入持续财政体系的能力。第纳尔的出现正发生在这一转折时期。学界通常将其出现时间置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大致在公元前211年前后。M. H. Crawford的研究表明,这场币制改革与战争时期罗马货币体系的重新调整有关。⑨ 因此,与其说第纳尔“专门为军团发饷而生”,不如说战争迫使罗马建立起一种更适合长期征收、支付和跨区域流通的银币体系。军队当然是这种货币的重要使用者,但它并不是唯一使用者。白银之外,战争还把大量人口带入罗马的经济体系。俘虏成为奴隶,被出售、转移和重新配置到庄园、矿山、城市家庭和其他生产部门。罗马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奴仆形象,正是这种社会变化在城市文化中的一个侧面。奴隶并不是抽象的“战利品”,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能够被交易、估价和转移的财产,而战争不断扩大了这种财产的供给。⑩至此,罗马的战争已经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收益结构:赔款是一笔一次性收入,矿山和土地能够形成持续收入,战俘和奴隶能够转化成资本,征服本身则为未来的税收提供基础。所谓“把战争做成生意”,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罗马人是否像现代企业一样计算利润,而是战争开始产生一个具有延续性的财政回报链条。征服越多,国家能够接触到的税源、矿产和人口越多;税源越多,国家越能维持更大的军队;军队越强,继续扩张的能力也越强。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开始埋下。
四、从战利品到行省税:一次性的财富如何变成长期收入
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在西西里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海外行省。它与此前最根本的不同,是罗马开始面对一个新的问题:战争结束以后,这块土地仍然在那里,那里的人仍然需要被统治,而国家也需要继续从那里获得收入。西西里并不是一块等待罗马“发明税收”的空白地。岛上的农业税制有自己的传统,特别是以什一税为代表的征收方式,在罗马接管之前已经存在。罗马做的事情,更接近于继承、调整并把地方制度纳入自己的行省体系,而不是从零开始创造一套全新的财政制度。⑪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说明帝国的财政扩张往往不是凭空发明制度,而是把征服对象原有的财政资源重新接到自己的国家机器上。这种转变带来的意义远比赔款长久。赔款只能领取一次,战利品也有耗尽的时候,而土地上的税收只要农业生产持续,就可以年复一年地进入国家财政。罗马因此逐渐从依赖战后一次性收入,转向依赖被征服地区持续产生的财政流量。但罗马并没有直接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税务官僚体系。部分税收由publicani等私人承包者经营,国家将征收权通过承包制度交给有资金和组织能力的私人,私人先承担一部分垫付和管理成本,再从实际征收中取得收益。⑫ 对于一个疆域扩张迅速、行政人员有限的共和国来说,这种办法非常有效:国家不必立刻建立一套覆盖整个地中海的官僚系统,就可以获得来自行省的收入。可是,这种效率也带来了另一面。国家的利益是长期稳定地获得税收,承包者的利益则是从合同中尽可能取得更高收益,两者并不完全一致。西塞罗在《反对维勒斯》中所描述的西西里,并不能被简单概括为“罗马的行省都在遭受掠夺”,但维勒斯案件所揭示的确实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当地方总督、私人承包者、借贷关系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时,国家财政与私人牟利之间的边界会迅速模糊。⑬对于罗马的元老贵族和骑士阶层而言,行省带来了新的财富机会。土地、税收承包、贸易、矿山和政治关系都可以转化为私人财富;战争的收益第一次不仅体现在国库,也体现在少数社会集团迅速扩大的财产上。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海外财政收入又具有另一种意义:它能够减轻共和国直接向公民索取战争经费的压力,也能够支持公共工程和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分配。对于士兵而言,征服意味着军饷、战利品以及退伍后的机会。而对行省居民来说,这意味着相反的事情。罗马财政收入的稳定,恰恰意味着他们承担的财政义务也变得稳定下来。一个偶尔发生的战败赔款,可以随着条约结束;一个被纳入帝国的行省,则要长期承担土地税、关税、矿产收入以及各种征发义务。于是,罗马获得的“稳定收入”,在另一端对应着当地社会稳定而持续的资源转移。这使得“战争做成生意”这个说法不能只从胜利者一侧理解。战争确实改变了财富的分配,但真正被制度化的是资源转移本身。罗马建立的并不是一个单纯“打赢就发财”的机器,而是一套能够把征服转化成年度财政收入的政治制度。它的优点在于稳定,代价也恰恰在于稳定:一旦一个社会被纳入行省体系,战争的成本就不再集中在战场上,而会通过税收、征发和行政制度持续存在。
五、军饷:战争怎样从非常支出变成国家的长期承诺
罗马最深刻的财政变化,并不是获得了多少银矿,而是军队本身逐渐由一种临时性的公民义务变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国家机构。早期的公民兵在战事结束以后能够回到土地。随着罗马的战争范围扩大,士兵却越来越经常地远离家乡,驻守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边疆地区。长期服役意味着军队不能再简单地依赖士兵自己的家庭承担全部成本;军饷、粮食、装备和退伍安置开始成为国家必须持续承担的责任。战争原先是一项非常性支出,帝国时代的军队却逐渐变成一种每年都要支付的固定成本。马略在公元前107年的征募改革,是这一长期变化中的重要节点。萨卢斯特等人的叙述表明,马略扩大了财产较低者进入军队的机会,改变了共和国军队的社会构成。⑭ 但把这一变化直接说成“马略创造职业军队”,仍然过于简单。军队长期化、兵役条件变化、军饷制度、战利品分配和退伍安置,是几十年中逐渐发生的变化,而不是一次征募决定突然创造出来的制度。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军人和财政之间关系的变化。一个长期服役的士兵,需要明确知道军饷从哪里来,退伍以后又会得到什么。共和国没有一套稳定的全国性退伍安置机制,于是实际承担兑现这些利益责任的,经常是带兵的将军。苏拉向老兵分配土地,凯撒也在征服以后为老兵安置土地;当这种关系长期持续,军队与个人将领之间的联系就不再只是军事上下级关系,而开始包含非常现实的经济利益。这并不意味着职业军队本身就是共和国危机的原因。恰恰相反,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军队使罗马能够守住越来越遥远的疆域。真正危险的,是军队的财政承诺如果越来越依赖私人将领,而不是稳定的国家财政,那么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可能同时成为政治竞争的工具。公元前88年苏拉率军进入罗马,公元前49年凯撒渡过卢比孔河,这些事件的财政背景并不比宪制争议次要。将军能够向士兵许诺什么,往往取决于他掌握怎样的财政资源。奥古斯都建立帝国以后,实际上接受了一个共和国已经无法回避的现实:罗马必须长期养兵。帝国财政因而越来越围绕军队重新组织。军队的军饷、粮食、武器、道路以及退役福利,都不再是偶然支出,而成为皇帝每年必须面对的财政承诺。邓肯—琼斯对帝国财政的研究特别强调,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完全货币化的财政国家,很多收入以实物形式征收,然后再通过市场和行政体系转化为军队可以使用的资源;然而恰恰因为军队是帝国最大的长期支出项目之一,货币在国家财政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⑮于是,罗马的财政循环发生了根本变化。早期共和国可以在战争结束后让兵员回到田地,帝国却必须把一支军队长期留在边境。税收因此不再只是为某一场战争筹钱,而是为了维持一种持续存在的军事能力。军队保护税收,税收又维持军队;这套关系在帝国扩张期非常有效,却也意味着每增加一块疆域,都增加了一段边界、一批驻军、一组运输路线和一套行政支出。扩张因此具有双重效应。新行省确实会带来土地税、矿产和其他收入,但新的领土同时也带来驻军和治理成本。罗马越往外扩张,能够获得的新增收入越多,维持这些收入所需的成本也越高。征服的收益并不会永远按照最初的速度增长。
六、红利到头:当战争机器终于开始消费自己
帝国后期的财政困境,就是在这种长期承诺不断累积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军费太高”,更不能归结为“罗马疯狂印钱”。军队成本、内战、边疆压力、税基变化、人口和经济结构变化,以及贵金属供给等因素彼此作用,货币贬值只是国家应对这些压力的一种工具。三世纪的铸币变化确实造成了严重的价格与信用问题,但它本身也是更大财政危机的一部分,而不是唯一原因。⑯从财政角度看,货币贬值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国家必须支付更多军饷,而能够征收的税收增长赶不上支出,那么降低货币的贵金属含量,可以让政府在短期内以相同的金属铸出更多货币。但货币数量增加,并不会同步增加粮食、牲畜、土地和劳动力。最终的调整仍然会发生,只不过从政府的铸币厂转移到了市场价格、税收负担和实际购买力上。于是,国家开始更多依赖实物征收,国家账面上的“钱”与社会实际生产出来的东西之间,距离越来越大。戴克里先时期的税制改革、行政重组以及301年的《最高物价敕令》,都可以看作国家试图恢复对财政和价格体系控制的努力。物价敕令并没有消灭通胀,晚期帝国也没有重新回到一个简单的金属货币体系。⑰ 君士坦丁以后较稳定的金索里都斯确实重新建立了较强的货币信誉,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压力消失;帝国仍然需要依靠土地税、实物征收和更严密的行政体系维持军队与政府。因此,罗马真正走到尽头的,并不是某一次军费暴增,而是一个曾经非常有效的制度循环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条件。共和国扩张时期,战争可以产生赔款、战利品、矿产、土地和新的税源,新增收入帮助国家承担新增军费,新增军费又扩大征服能力。帝国建立以后,战争收益逐渐更多地被固定行政成本和边疆成本抵消。到这个阶段,继续征服未必意味着继续获利,而过去已经建立起来的军队、道路、行政机构和边疆防务却不能轻易取消。罗马的胜利因此产生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悖论:它越成功,维持成功所需要的成本越高。这种成本并不是简单的“浪费”。道路、港口、城市、税制和军队都是帝国统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会发挥作用。问题只在于,一旦国家无法继续获得足以覆盖这些固定承诺的财政资源,它们就会从扩张时期的优势变成财政上的负担。过去支撑罗马强大的制度,并不会因为环境变化自动消失。这也是为什么“罗马为什么灭亡”很难用一个数字回答。说它是因为军费太高,太单一;说它因为货币贬值,也把结果当成了原因;说它只是因为外族入侵,同样忽略了帝国内部财政与政治结构的长期变化。更谨慎的解释应当是:罗马经过数百年的战争,把临时性的征发、赔款、战利品和地方税逐渐制度化,建立了一套能够长期支撑大规模军事国家的财政体系;但这套体系同时产生了庞大的固定成本,并使国家越来越依赖稳定的税基、稳定的货币和稳定的政治秩序。一旦这些条件同时受到破坏,财政压力就会越来越难以靠新的征服来解决。所以,“罗马把战争做成了生意”并不是说罗马终于发明了一种永远赚钱的战争模式。真正发生的,是战争把一系列原本临时使用的办法固定下来:战时财产税可以成为国家动员的工具,赔款可以成为新的财政资源,矿山可以纳入国家收入,地方税制可以被帝国继承和改造,私人承包可以帮助国家扩大征收范围,军饷可以成为长期财政承诺,货币则可以在财政压力下承担调节成本。每一种工具都解决过一个当时急迫的问题,也都在后来产生过新的问题。对于罗马来说,这套制度最终帮助它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对于被征服者而言,同一套制度则意味着更加稳定、更加持续的资源转移;对于罗马内部的贵族、骑士和军人而言,它创造了新的财富和政治机会,也逐渐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胜利因此并不能自动证明制度是“最优”的,它只能证明,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罗马的制度比对手更能持续运转。这才是罗马真正留下来的遗产。它留下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疆域,也不只是几场著名战役,而是一套后来不断被继承、模仿和修改的战争财政工具。国家如何把战时非常征收转化为长期税收,如何把征服带来的资源纳入行政体系,如何用私人资本扩大国家的征收能力,如何承担一支长期驻防的军队,这些问题并没有随着罗马消失而结束。恰恰相反,后来的国家在面对战争时,仍然不断从这些旧制度中寻找答案。战争从来不会只留下战败国和胜利者。它还会留下制度,而制度的寿命往往比战争更长。
注释与史料说明
①早期罗马军制与财产分等:波里比阿,《历史》6.19—26;李维,《罗马史》1.42—44。关于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改革的具体制度细节,古代史料本身带有较强的后世整理色彩,正文仅保留“财产与兵役相关”的基本判断。②tributum:tributum为共和国时期针对公民财产征收的非常性财政负担,主要服务于战争支出。罗马国家财政与军费制度的讨论可参见相关罗马财政史研究;公元前167年以后,随着海外征服带来的大量收入进入国家财政,对公民征收tributum长期停止。此处特别避免将其写成现代意义上的“战争贷款”。③墨西拿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起点:波里比阿,《历史》1.10—11;关于公元前264年罗马介入墨西拿以及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开端,可参见J. F. Lazenby,The First Punic War。④罗马海军与“乌鸦”吊桥:波里比阿,《历史》1.20—23;米拉扎海战发生于公元前260年。罗马最初缺乏成熟的海战经验,但通过舰船复制、战术设计与步兵优势逐渐建立起海军能力。⑤第一次布匿战争赔款:波里比阿,《历史》1.62—63。通常记为约3200塔兰特,分期支付。具体塔兰特折算为现代重量时应注意时代与地区标准差异,故正文不作精确吨数换算。⑥坎尼战役:波里比阿,《历史》3.110—118;李维,《罗马史》22卷。双方伤亡与被俘数字在不同史家之间存在差异,正文使用“大量”“数以万计”等谨慎表述。⑦坎尼后战俘问题:李维,《罗马史》22.59—61;波里比阿,《历史》6.58。罗马拒绝赎回部分战俘的叙述存在史家加工因素,但该事件可用于说明战时财政资源配置的政治取舍。⑧西班牙银矿:波里比阿有关西班牙矿山的记载后来被斯特拉波等作者引用;关于四万工人与日产白银等数字,现代研究普遍认为存在夸张可能,正文不把这些数字作为精确统计使用。伊比利亚矿业遗址与罗马货币考古则能够证明罗马对当地矿产资源的长期开发。⑨第纳尔的出现:M. H. Crawford,Roman Republican Coinage;M. H. Crawford, “War and Finance”。一般将第纳尔体系的形成置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大致在公元前213—211年间。它应被理解为战争时期罗马货币体系改革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军饷专用币”。⑩奴隶、战俘与罗马经济:K. Hopkins,Conquerors and Slaves;罗马战俘与奴隶流动可结合李维、波里比阿以及罗马社会史研究考察。文学作品中的奴仆形象只能作为社会史侧证,不宜单独证明奴隶来源和数量。⑪西西里什一税的沿革: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Decuma”。罗马接管西西里后,在相当程度上承接既有税制;西西里的什一税与此前迦太基及希罗二世时期的财政制度存在制度上的继承关系。⑫publicani与行省税收承包:西塞罗,《反对维勒斯》;另参A. Lintott等关于罗马行政与财政承包制度的研究。私人承包并不等于所有税收均由私人任意征取,具体税种、地区和时期存在差异。⑬维勒斯案件:西塞罗,《反对维勒斯》。维勒斯案件尤其适合展示地方行政、税收承包和私人牟利之间可能形成的利益链条,但不能据此把所有罗马行省治理一概视为掠夺。⑭马略征募改革:萨卢斯特,《朱古达战争》;普鲁塔克,《马略传》。现代研究认为,马略扩大低财产者征募是罗马军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但“职业化”是持续过程而非单一改革事件。⑮帝国财政与军费:R. Duncan-Jones,Money and Government in the Roman Empire。帝国财政并非完全货币化,许多税收以实物形式征收;军队是国家最大的长期支出项目之一,因此货币体系与实物征收之间的转换对财政运转十分重要。⑯三世纪铸币贬值与财政压力:关于三世纪货币贬值的原因,现代研究强调军事、政治、财政、金属供给以及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正文不采用“印钱导致帝国灭亡”的单线因果。⑰戴克里先价格敕令及晚期财政:公元301年的《最高物价敕令》见罗马晚期经济史研究。该敕令并未简单解决通胀问题;戴克里先同时进行税制、行政与货币改革,因此不能把晚期财政危机归结于单一的价格政策。